跨阵营的探路者：法国议员在中法建交中的角色

·欧洲史·

跨阵营的探路者：

法国议员在中法建交中的角色

内容提要 法国国民议会历来是党派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舞台，冷战时期又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分野与对立，对中国的认知也难以脱离意识形态的考量。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少法国议员受社会风向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驱动，以议会代表团或个人议员身份主动地开展对华交往，在两国外交关系空缺的情况下成为先行探路者，传递消息、维系联络，最后巩固了中法建交成果。这种良性作用是在议员自主意愿、法国政府态度与中国政府对策的三方合力下产生的。议会外交的灵活性和象征性有效传递了冷战跨阵营国家交往中寻求国际和平、共谋发展的呼声。关键词 中法关系 法国议会 议会外交 跨阵营交往 中法建交

　　在东西方阵营互相敌视与较量的冷战背景下，不少原本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因意识形态和国际立场的差异，陷入了正常外交关系断绝或停滞、经贸及文化等领域往来受限的情况。为了重建联系，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对立，多元的、新兴的对外交往方式崭露头角，如工商业团体、社会文化组织、政治党派等非国家行为体涉足跨国事务，从而对国家间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议会议员主导的跨国交往也成为其中的一种方式。

　　一般来说，尽管议会是代议制国家的关键政治主体，但严格和正统意义上的外交是由国家元首及政府以国家名义来执行的，议会对外交事务的参与度较小，主要是监督政府的外交工作、审议外交预算、批准涉外条约、宣布对外战争等，一般也会常设外交委员会和对外友好小组，开展对外交流活动。然而，因为议会不是国家外交的主体，其在外交上的概念和表现难以明确，所以一方面可以作为国家外交的组成部分、以官方名义开展外交活动，但另一方面，议员们以个人名义或友好小组名义对外进行的活动，可以不被视为官方外交政策的表现，而是表达不同政党、利益集团或是社会群体的声音，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配合、补充、修正甚至质疑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外交政策，从而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上扮演特殊的多变角色。　　不过，虽说议会外交在冷战国际关系中寻常可见，对其的研究却远不及对商贸或文化团体等社会角色的跨国活动的研究，只是作为与制定对外政策或国内政治斗争等议题有关的次要研究对象。在议会对外交往问题上，法国学界给予了较多关注。2012年第1期的法国《议会：政治史期刊》刊登了特辑《1945年后的法国议会外交》，除介绍法国战后议会外交的机制架构外，对于冷战时期法国议会与苏东国家、英国、南非等的往来接触进行了个案研究，关注的问题有三点：一是法国议会在跨阵营交往中的特点，由于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共产党在议会中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对于推动议会开展东西方接触起到了作用。二是法国议会在外交职能上的权限与参与外交事务的主动性，从法国议会与东德交往的案例看，活动的频度与力度更多受到换届选举而非政府政策的影响，可见议员参与外交事务的主动意愿是很重要的。三是议会外交对具体外交政策起到的实际作用，布格拉 (Jérémy Bougrat)通过介绍1964年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一事指出，议会是巩固法中建交的工具。不过，特辑的文章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尚不深入，特别是关于议员的政治身份在跨阵营国家关系中的作用，议员参与外交事务的主动意愿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象国对于法国议会的认知与政策等方面皆未着墨。　　法国作为欧洲大陆曾经的霸主，不仅与中东欧国家有着传统的密切联系，与中国、越南等国家也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下降，却仍希望维系自身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但法国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和美国设定的对华红线，迟迟未能做出承认新中国的外交决策，在缺乏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议会在沟通法中关系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不论是议会派出访华代表团还是议员以个人身份赴华，他们利用非政府形式与中国领导层进行接触，走访了解新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建设，增进了彼此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已注意到法国议会在中法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如前文提到的布格拉的研究，他强调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同样关注外交事务，但议会不能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议会的作用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支持与配合。意大利学者安吉拉·罗曼诺(Angela Romano)的研究注意到了法国议员在推进中法两国经贸关系中的作用，特别是参议员罗希洛率领经贸代表团访华使经济联系成为一种平行外交手段。中国学者对于法国议员访华问题的认知与研究重点有所不同，杨元华将议员访华等事件置于社会各界人士友好往来的框架下提及，即强调议员的民众代表身份。翟强指出法国议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是中国政府考虑接待与否的主要因素。黄庆华则强调法国议员代表团访华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背后存在法国政府的身影，成为与中国沟通的渠道。姚百慧研究了个案，探析埃德加·富尔作为戴高乐总统特使参与中法建交谈判一事，看到了个体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这种对议员身份与访华性质的认知差异实质上反映了议会在对外交往中的复杂角色，但上述研究尚未给予总体的分析与定义。另外，关于议会和议员在中法建交中起到的作用，如能分析法国政治特点，理解议员与政府之间的关联性，则能更好理解议员在两国关系，尤其是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的沟通作用。　　综上所述，针对目前相关研究还存在的问题，本文以法国议会代表团及议员访华为研究对象，梳理和分析其在中法建交中的角色，探讨影响议会外交实际作用的三个因素：一是法国议会议员在中法关系中的自主性；二是其与法国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三是法国议员的意识形态和特殊身份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关联性，以求对冷战跨阵营交往中的议会角色做初步的探析。一、先行探路：1955年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

　　“二战”以后，法国国内政治党派林立，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政治诉求，而议会则为这些党派提供了实现各自政治目的的舞台，也是法国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尽管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赋予议会的权力有所差别，但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享有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认的。法国议会在外交方面的作用较小，然而作为意识形态较量和政治利益交锋最为激烈的舞台，在国内外局势风起云涌的变动下，各党派议员对于外事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考量，主动参与政策的研究与讨论，甚至采取对外活动，开展议会外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否承认这一新生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摆在法国政府眼前的一道难题，法国政府在保护自身在华利益与防止新中国干预越南问题以及维护阵营同一立场等方面反复权衡。此时，法国议会主动参议了该问题。1949年12月21日，法共议员玛德莱娜·布朗(Madeleine Braun)在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会议上，递交了要求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但在外交委员会的讨论中，希望观望局势或听从外交部决议的人士占了多数。因此布朗的提案未获通过，而社会党议员建议的“外交委员会将敦促政府在适当时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则获得采纳。之后，由于新中国开展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行动，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法国政府与议会基本搁置了对承认新中国问题的讨论，仅法共议员递交过提案要求政府承认新中国。　　斯大林去世和朝鲜停战促使新中国的对外方针发生调整，跟随苏联采取缓和政策，重提和平共处，首要表现就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为实现印度支那停战付出了诸多努力。这一情况引起了法国议会对承认新中国问题的再次讨论。6月10日，法国国民议会激进党议员阿尔贝·福西纳尔(Albert Forcinal)向外交委员会递交提案“邀请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社会党议员让·布埃(Jean Bouhey)做了报告，列举承认中国将带来的好处，特别是中国市场的重新开放会对法国经济贸易发展产生有利影响。接着，在场议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独立派与农民全国中心议员雅克·巴杜(Jacques Bardoux)注意到中国的新外交方针及其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他认为与中国进行合作是“唯一能促进缓和的办法”，因而“一旦印度支那停战，政府就应该在现实和法律上承认北京政府”。来自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议员加斯东·帕莱夫斯基(Gaston Palewski)则提出反对意见，当前印支问题谈判艰难，“政府不应该放弃手中的王牌，要利用承认问题迫使中国做些让步”。另有人民共和运动议员弗朗索瓦·德芒东(François de Menthon)建议听取外交部的意见，不要贸然行动而影响日内瓦谈判，以免加重政府的负担。最后的表决情况是，多数议员赞同由政府判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机。　　这一结果似乎与以往政策没有差别，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场时隔四年半后的讨论，虽依旧反映了法国议会对中国的疑虑和警惕，但他们也认识到法中建交会带来经贸发展、促进和平等现实利益，从而要求重新审视中国问题的声音不断扩大。　　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署使中法直接对抗的可能性降低，中国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的新形象也让法国社会的对华态度有所缓和。根据法国公共舆论研究院1954年8、9月的民意调查，在受访民众中，有43%的人认为法国政府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比1950年2月的调查，提高了15个百分点；认为不应该承认中国的民众占了24%，比上次的调查降低了8个百分点。　　在缓和的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决定主动与法国改善关系，以贯彻“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1954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扩大会议上提到“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并“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根据这一方针，11月5日，中国外交部告知驻瑞士公使冯铉，中方打算邀请“一个以法国议员为主的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希望其成员具有较高声望和地位，组织上代表性广泛”。为了强调代表性广泛这一点，中国外交部还特别指出，除了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等左翼党派议员外，还应该邀请皮杜尔(人民共和运动)、戴高乐(法兰西人民联盟)和孟戴斯-弗朗斯(激进社会党)等党派的一些议员。在邀请的方式上，先请冯铉与法国朋友(法共等左翼人士)先加研究，然后透露给某些议员，再做具体磋商。　　中国驻瑞士使馆将消息透露给法国共产党联络人员后，法共议员十分配合，在法国议会中展开新一轮的舆论攻势，呼吁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5年上半年召开的多次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法共议员法朗索瓦·比尤(François Billoux)、马塞尔·罗森布拉特(Marcel Rosenblatt)、阿蒂尔·乔沃尼(Arthur Giovoni)等人，纷纷质疑政府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拖延态度。对此，法国外交部长比内(Antoine Pinay)不得不做出回应，在3月17日听证会上表示法国的对华政策是紧随盟友的。政府毫无建设性的回答并不让人满意，亲共产党的进步联盟议员尚贝隆(Gibert de Chambrun)指出：“英国已经承认了新中国，而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可能也会考虑这个问题，希望政府尽快讨论承认中国政府的问题，并支持其获得联合国代表权。”　　这些左派议员的呼声正好顺应了法国当时的舆论气氛。一是法国国内和平主义、中立主义的思想在不断发展，不少有识之士要求摆脱阵营对抗、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根据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的调查，在1955年6月和8月，民众认为法国不应该加入东西方阵营的比例为57%和51%，而1954年11月时持中立主义倾向的比例只有39%。二是法国社会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在现实利益和大国尊严上有自身追求，法国民众对于美国排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感到不满。1955年6月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于美国在印度支那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仅有6%法国民众怀有好的印象，而印象不好的比例则有38%；即使是对美国持有好印象的民众中，也只有3.5%的人认为美国帮助了法国，更多的民众认为美国只是出于自身的政治或贸易利益(10%)，或是想用自身利益取代法国利益(7%)。民众的情绪自然影响到议会中的选民代表们，他们希望减少中国的敌意而增进贸易文化往来，鉴于中国与越老柬三国在地缘、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多重联系，也试图发展对华关系来增加法国在远东事务上的话语权。况且，法国议会中已有不少人士担心法国将是“四大国中唯一没有承认毛泽东政府且没有在其首都派有代表的国家”，从而希望与中国建立联系的心情更为急迫。　　正在这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向法国议会发出了正式的访华邀请。1955年7月29日，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专门就是否向中国派出代表团一事进行讨论。会议很快通过决议，接受中方的邀请，派出国民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关于代表人选，外交委员会主席、社会党议员丹尼埃·麦耶(Daniel Mayer)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派遣8人代表团，其中委员会成员5名，另外3名代表分别来自社会共和党、人民共和运动和共产党；如果这一提议没有被国民议会通过，则考虑派遣4人代表团，分别由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和温和党议员组成。在路线方面，由于担心只访问中国会引发争议和麻烦，麦耶建议访问中国后再去一次日本，并且访问日本的时间应该足够长，以免被认为这只是个短暂的停留。　　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的消息自7月29日被法新社报道后，引发了舆论关注和外界猜测。美国等西方国家驻巴黎的外交人员纷纷向法国外交部求证，询问议会代表团是否将会讨论中法建交问题。法国政府内部也有人士提出类似疑问。对此，负责中国事务的亚大司(亚洲-大洋洲司)司长雅克·鲁(Jacques Roux)明确表示，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做出派遣代表团访问北京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会给外界留下错误的印象。事实上，当时法国与中国的驻第三国外交人员已开始私下接触，商谈两国关系。议会公开的访华行动容易被美国方面理解为法国官方的侧面表态，外交部担心这反而会对法中接触带来干扰。　　对于法国外交部来说，更不妙的是，由雷奥·阿蒙(Léo Hamon)等四人组成的法国参议员代表团于9月21日率先一步到访中国，甚至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两国建交问题。这同样引起了外界关于法国对华政策的猜测和误解。雅克·鲁不得不向外交部长解释，雷奥·阿蒙在出访前告知他们计划去越南，大概会绕道去北京，亚大司司长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但他们依旧我行我素。司长认为政府与议会之间就中国问题缺乏必要沟通和互相理解，议会擅自的外交行动已给外交部的工作带来困难和压力。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能再重蹈覆辙。鉴于国民议会议长已经批准派代表团访华的提议，外交部只能被迫与议会进行协调和沟通，最终批准了国民议会代表团的出行，不过在出访名单上，议会方面做了妥协：外交部要求国民议会只能派遣4人代表团，且不同意共产党议员出访。于是，代表团最后由丹尼埃·麦耶(社会党)、让-雷蒙·弗吕希埃(Jean Frugier，法兰西人民联盟)、雷纳·库恩(René Kuehn，共和与社会行动联盟)、莫里斯·富尔(Maurice Faure），激进社会党组成。　　既然议会访华已成定论，换个角度看，这种交往形式却也更加灵活变通。法国政府受制于美国对华政策，不便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议员的对外往来不等同于国家外交，他们可以用社会民意代表的身份，公开地与中国高层进行接触。法国外交部索性向麦耶提供了几份介绍当前法中关系情况的备忘录，特别是关于仍滞留在中国大陆无法出境的法籍人士的案件情况，以及已经开展的文化和经贸交流活动的情况，并且要求议会代表团在合适的时机向中方提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协助政府解决滞留人员归国事务。　　1955年10月22日，麦耶率领法国议员代表团到达北京，由中国人民外交委员会负责接待。他们在中国访问了两周，参观了各类企业，体会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成就，了解中国面临的问题以及相关对策。为了展现中方对于中法关系的重视和友好，11月1日，周恩来总理特地接见了法国议员代表团。会晤中，周恩来强调了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如果法国要与中国建交，就必须与蒋介石集团断交。周恩来还请议员代表团向法国政府转达：“法国如愿意派代表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欢迎。这就要法国政府去研究，如有可能就派，否则僵住也不好。诸位可将这一点带回去，向政府和外交委员会提出。”　　回法国后，代表团以访华观感为主向法国国民议会和政府提交了访华报告。12月1日，弗吕希埃在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上作访问报告，他指出代表团主要考察了中国三个方面的情况：民众的思想表达方式；政治行动和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条件。他部分地赞许和期待中国的工商业建设，认为法中有经济合作的空间，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言论自由，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弗吕希埃认为法国承认中国将是必然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在目前的考虑范围内，要联系国际局势才能做出决定。此外，他提到如果有朝一日法国考虑承认中国，需要派代表与中方进行关于恢复法国在华某些权利的谈判。弗吕希埃的报告反映出对中国政体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担忧依旧是法国的主流看法，但他们又日益希望与中国进行经济往来及合作，也认识到建立官方关系是必然的抉择。　　社会党出身的麦耶则更倾向于从现实主义的态度承认中国，在会议最后，他总结道：“毫无疑问台湾方面无力重掌在大陆的权力，北京政府是中国的政府。根据这一事实情况，法国政府应该相应地调整其政策。”之后，麦耶在向外交部递交报告时对访华之行给予了积极评价，并且传达了周恩来的口信。这条信息引起了法国外交部的重视。此前法中外交官在瑞士的秘密接触中，中方拒绝法国在未建交的情况下派遣官方代表，但如今周恩来却提出法国可以派代表来华，这让法国外交部迫切感到需要派代表赴华讨论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显然，法国外交部忽视了周恩来允许法方派代表来的目的，即谈判建交问题。但不管怎么样，这条通过议会外交渠道传达的信息直接触发了法国政府的行动。法国外交部表示，既然周恩来的提议表现出中国有改善中法关系的意愿，法国似乎可以主动走出第一步。法方的意图是先派商务代表常驻北京，除负责法中经贸事务外，也进行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的谈判，之后法国再派代办到中国。雅克·鲁立即告知即将率领经贸代表团访华的参议员亨利·罗希洛(Henri Rochereau)，要他借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互派商务代表的建议，以便分步骤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　　总的来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议会中的左翼党团，特别是共产党议员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是积极推动与华接触的，但顾忌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人士仍占多数。不过，随着中国在亚洲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中国经济建设的广阔前景，想要开拓法国在华市场的议员人数增多。由此，法国议会采取了自主行动，在政府外交政策与行动受限的情况下，议员代表团以民间代表的身份先行探路，增进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同时，尽管议会做出的访华决定与政府制定的对华政策相悖，但可以看到法国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外事上是密切协调的，很快政府就调整策略，借助议员代表团来与中国高层进行沟通、传达信息，帮助政府调整并执行具体的对华政策。议员们的这种民间与官方的双重身份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政府间关系的缺失。二、维系联络：时局变动下的议员访华　　1956年1月25日，法国参议员罗希洛率领经济代表团抵达北京，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等中方代表开启了经贸会谈。经过三周的磋商，中法双方签署了贸易及支付协定。2月16日，周恩来总理专程接见了罗希洛代表团，表达了愿与法国进一步发展商贸关系的期望，同时展现中国市场的巨大前景：中国要通过和平方式改造农业、工业、手工业，“这样国内的市场就扩大了，六亿人民的需要刺激了生产更要发展，国际上就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朋友就要互通有无，经济上，文化上都这样”。　　令法国外交部失望的是，中国婉拒了法国提出的互派商务代表的提议，担心会造成“两个中国”的事实。更糟糕的是，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中国为了表示对法国的抗议和对埃及的支持，取消了从法国进口总值达300万美元的钢铁产品的申请。卢绪章向法国商人透露，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中国政府不会与法国贸易公司签订新的合同，中法想要建立长期的合同，需要等到形势平复之后。　　这种变动在法国的议会两院激起声浪。原本不少议员都为重新打开中国市场感到振奋，但未料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会对两国贸易造成冲击。他们认为正是缺乏外交关系，中国政府才在与法贸易上制造难题，这无法保障法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于是，一些议员再次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1957年3月6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议员雷蒙·德洛纳(Raymond Dronne)提议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戴派议员首次提议承认中国。在7月10日外交委员会的讨论中，德洛纳指出法国在中国大陆已丧失了很大部分的文化和贸易利益，承认中国有助于两国经贸文化关系的发展。他强调承认并不意味着赞同中国政权的性质，法国也与苏联等其他共产党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没有理由不对中国采取同样态度。在场的议员大多对德洛纳的提议表示原则上的支持。　　一周后，法国外交部长比诺(Christian Pineau)受邀参加关于承认中国问题的听证会，在场的各党派议员大多要求政府尽快承认中国。对此，比诺强调建交的困难不是来自法方，而主要在于中方对原则的坚持，即一旦承认中国大陆，就要与台湾方面断交，而且还要在联合国支持中国获得代表权。这个问题牵扯到与西方盟国的关系，因此需要谨慎处理。考虑到现实困难，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决定延期讨论德洛纳所提的要求政府承认中国政府的议案。　　尽管法国政府和议会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踌躇不已，但不妨碍有意愿者开展与中方的往来，起到首要作用的是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1955年法国议员代表团访华时，他正担任政府总理。当时，他虽有心发展与华关系，但政府深陷北非问题，自身权力并不牢靠，无力踏出美国设置的对华红线，故没能制定果决的外交政策。1956年9月底，时为国民议会议员的富尔委托法商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向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访华打算。中国政府以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其到访中国。　　在邀请富尔访华一事上，中方一是考虑到富尔在国民议会中并未对苏伊士运河危机和波匈事件发表公开讲话，也未参加11月7日约三百名法国议员组织的反苏反共大示威，政治立场相对友好；二是富尔表示想了解中国、主张改进东西方关系，并打算访华结束后于议会中重提承认中国问题。中国政府希望富尔能够促进法国政界与社会对华认知及态度有所改善，予以高规格接待，满足其想会见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的愿望。1957年5月20日富尔夫妇到达广州，在人民外交学会专人的陪同下赴京。5月24日，周恩来招待富尔夫妇共进午餐，谈话重点是中法外交关系。富尔认为法国“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需要做的是将这种事实上的承认变为法律上的承认，同时仍保持同台湾的关系”。他认为该政策是可行的，原因在于法国在台湾只有领事代表而没有外交代表。但是，周总理明确反对“两个中国”的做法，指出如果法方有困难，还不如迟一点承认中国，双方可以继续发展民间性的经济文化往来。5月30日毛泽东接见富尔，谈了更多关于国际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劝说法国应该同埃及总统纳赛尔搞好关系，不要被美国利用。　　一个月的访华之旅让富尔非常满意，不仅游览了中国的山河，观看了文艺表演，也通过接触中国各部门的官员了解了新中国在工业技术、文化宗教、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谈话，帮助他加深对法中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的理解。这些都促进富尔在回国后开展推进法中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工作。未久，他出版了《蛇与龟：人民中国问题》一书，介绍访华成果。富尔在书中强调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的政策也不完全与苏联相同。从事实来看，只有一个中国，“两个中国”是荒谬的。西方各国应该尽快与中国开启经济文化交流，合理解决台湾问题，承认新中国并接受其进入联合国。这本书在法国政界、经济界和知识界都引起反响。戴高乐将军阅读后特地于11月14日写信给富尔，表达了对中国问题的兴趣，但认为与中国建交的时机与方法还未出现。　　在富尔获得中方邀请的时候，另一位法国前总理、激进党议员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通过法新社记者的渠道向中国提出访问设想。但由于他与富尔政见不同，既然富尔先行访华，他便没有急于出行。直至1958年5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因北非危机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他又有了访华的打算。由于法国共产党正想要争取孟戴斯-弗朗斯等中左派人士，认为邀请其访华是有积极意义的，故而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其访华，希望通过孟戴斯-弗朗斯再次阐明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　　显然，在法国议员访华是否成行的问题上，除了议员个人意愿外，中国政府的选择标准非常重要，一般会考虑到兄弟党法共的意见，看是否能够配合法共的政策，另外也会考察该议员的政党身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与法国政府的关系等。在这种严格审核的条件下，获邀访华的法国议员并不多。比如，在1958年6月法国政坛发生变动、戴高乐将军重新出山之际，社会党议员贡特(Arthur Conte)也提出访华要求，称自己是戴高乐的朋友，想为增进中法关系而努力。但中国外交部认为贡特虽为法共争取对象，但与戴高乐关系密切，在摸不清楚戴高乐对华意图前，暂不安排其访华。　　戴高乐上台后，针对政府软弱动荡、各党派利益集团林立等问题，决定修改宪法，扩大和加强总统的职权，限制议会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力度。9月28日，经过公民投票，新宪法获得通过和批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不久，根据10月13日的新选举法“单记名两轮多数选举制”，法国国民议会进行改选。结果显示，信奉戴高乐主义的保卫新共和国联盟得到了198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左翼势力大为减退，社会党只保留44个席位，法共议员仅剩10人。这表明戴高乐作为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不仅政治权力因新宪法而加强，还在议会中拥有占多数的支持者，使得总统的意志和政策的推行更为顺畅。　　虽然中国期待戴高乐执政后法美分歧会加大，但戴高乐打压法共、强化在阿尔及利亚军事行动等政策，让中国采取了对戴高乐政府猛加批判、对法冷淡的做法。尽管贡特再次提出他想组织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但中国已暂停此类邀请。由于中国承认并援助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法国议会中支持法中建交的声音出现了沉寂，反而涌现出担心中国会援助非洲革命、干涉北非事务的观点。独立派与农民全国中心的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在议会辩论中呼吁大家保持警惕：“中国在非洲将采取激烈的行动。”他提到摩洛哥的一些政治家已对中国模式发生兴趣，称赞共产主义政权。保卫新共和国联盟议员米歇尔·博舍尔(Michel Boscher)也提到中国对于年轻国家的吸引力，并忧虑中国将在这些地区发挥重要性。在法国议会充满对华疑惧的情绪下，虽然贡特于1959年年初在国民议会组建了“扩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关系研究小组”，然而该小组的工作实际处于停顿状态。一些对华友好的法国议员对于两国关系倒退感到焦急，曾经访华的雷奥·阿蒙、递交过提案的德洛纳等人多次与新华社驻巴黎记者或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联系，了解中国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并告知法国官方和民间对此的反应。同时，他们也继续在议会中推动承认中国，并筹组代表团进行访华。　　随着1960年春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国迫切寻求可引进的替代技术和农工业产品，以缓解出现的粮食与经济危机，出于现实的考虑，需要对西欧国家政策有所调整。当时法美在欧洲事务、印支问题上的分歧被中国看在眼里，因而法国成为中国缓和关系、拉拢反美的重要对象。1960年年底，中国重启对法国议员的访华邀请。这次选择的对象是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其实，早在1958年6月，密特朗就曾想与孟戴斯-弗朗斯一同来华，但因故未成行。时隔两年半，密特朗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下于1961年1月28日到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的探寻之旅，尤其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城市工人新村等集体生产生活组织让其印象深刻。但他此行的重任，是向法国传达来自中国的声音。2月7日，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同密特朗进行会谈，坦率地提到了中法两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批驳了“中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搞坏了中法关系”的言论，劝诫法国应该与阿方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密特朗则指出法国舆论认为中国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直接干涉，帮助训练军队。陈毅回答“这不是事实”，阿方主要靠自己奋斗，中国仅提供了政治支持与物资援助。可以看到，中方借助这种沟通解释了自身立场与政策，同时暗示了法国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后中法关系可以得到改善。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密特朗，更直接地提出中法应该建立外交关系：“我不理解法国对待我们的态度。你们国家在这里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之间没有严重的争论，我们的观点非常相近，尤其是对一些国际问题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没有外交关系。”毛泽东形象地描绘了中法之间存在一堵墙，但是“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　　中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积极言论通过密特朗传达给了法国驻香港总领事，也通过其发表于《快报》(L'Express)的文章告知了法国民众，中国怀有与法国发展关系的善意，同时法国也应该尽快承认中国。另外，密特朗的访华也为中法代表团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外交接触提供了友好的气氛。1961年5月24日，中国代表王炳南在同法方代表雅克·鲁谈话时特别提到：“像埃德加·富尔、密特朗和孟戴斯-弗朗斯这些议员的访华非常有作用，中国的大门为法国敞开。”之后，陈毅外长与法国外长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会面时也相互表示中法两国应该建立官方关系。　　以1957-1962年这个阶段来看，不论是中国还是法国都处于内部形势与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动之中，也使得两国关系动荡起伏。在此期间，一些关注中国问题、力促两国友好的法国议员在两国之间扮演沟通者的角色，维系了一定程度的接触交往。三、巩固建交：1964年法国议员代表团访华

　　1962年3月18日，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签订《埃维昂协议》，停止了军事行动，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可行使自决权，通过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独立命运。

　　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中国对法政策少了掣肘，中国外交部打算再邀请一些法国知名且对华友好人士访华，在中法关系的推进上主动做些姿态，曾经访华并保持联络的法国议员就成为重要人选。1962年6月初，中国外交部提议，“我可主动采取一些措施，试探法国政府对我的态度，并施加些影响”，决定“除拟嘱我驻瑞士使馆及驻法记者相机活动外”，建议邀请埃德加·富尔来华访问。　　与此同时，法国领导层也在考虑调整对华政策。6月6日，戴高乐告知他的亲信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他几天前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谈到中国，对方表达了他对中国“威胁”的忧虑。但戴高乐不太赞同英国首相的观点。他对佩雷菲特说：“整个世界越不信任他们(中国人)和越排斥他们，他们就越是觉得被关进了死胡同。”“我们迟早会与他们进行对话，与他们相处，并和他们进行贸易，以让他们走出城墙，这是符合世界利益的。”戴高乐表示：“总有一天，我们会承认他们，并给世界做出榜样。”戴高乐的对华认知反映了其现实主义的外交态度，也顺应了其支持东西方缓和的政策。　　此时日益尖锐的中苏矛盾让戴高乐意识到中国外交的独立性。原本他打算先调整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1959-1960年法苏关系一度有所改善，然而1960年5月的美英法苏四国最高会议流产后，法苏关系重新转冷。又因阿尔及利亚问题、核禁试和核裁军问题以及第三次柏林危机，使法苏双方处于紧张状态。戴高乐担心来自苏联的威胁，打算借中国来制衡苏联。1962年11月7日和11月21日的内阁部长会议上，戴高乐听取了外长德姆维尔所做的有关在古巴危机和中印冲突下中苏矛盾加剧的报告，这使他肯定了自己的认识，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大国，中苏矛盾已经扩展到民族国家的冲突上。　　印度支那问题也是促使戴高乐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戴高乐反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特种战争”，希望印度支那实现中立化，而中国代表团在两次日内瓦会议上的态度以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让戴高乐相信恢复印支地区和平离不开中国。1962年9月6日，戴高乐对西德总理阿登纳说：“在谈判老挝问题时，中国代表团主动接近法国代表团。中国人愿意给越南和柬埔寨类似于老挝的解决方式，强调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　　整个1963年上半年，在中苏交恶、越南问题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下，戴高乐酝酿着新的对华政策，直至8月5日苏联、美国和英国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中法双方在禁止核试验方面的相似立场，使得戴高乐相信中法可以一起对抗美苏霸权。戴高乐立即要求召见时为参议员的埃德加·富尔，咨询有关承认中国的问题。1963年8月，富尔正在瑞士度假，还专程拜访了中国大使馆，提出再次访华的要求。中方也在考虑邀请少数接近戴高乐而又对华友好的法政界人士访华。因此很快，周恩来亲自批示同意以人民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富尔访华。当戴高乐与富尔会面并得知他即将访华时，戴高乐立即要求富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到中国去，委托他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商谈两国建交问题。于是，富尔带着戴高乐的亲笔信在金秋十月到访中国，开启了中法建交谈判。　　在戴高乐思考承认中国问题时，法国议会并不清楚总统的打算。不过，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法国议会的对华气氛发生转变，承认中国问题被重新提起，此时中左派民主联盟和中右派保卫新共和国联盟的议员成为支持发展对华关系的主力。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二届国民议会选举后不久，1963年1月24日国民议会辩论中，民主联盟的议员马里·弗朗索瓦-贝纳尔(Marie François-Bénard)提出要发展与北越和中国关系，使法国在东南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组织了一个议会友好小组——“与亚洲国家经济与文化关系联络和研究议会小组”，主要发展对中国和越南的关系。该小组到1963年年底共有57名成员：18名保卫新共和国联盟-劳工民主联盟的议员，3名独立共和派议员，15名民主联盟议员，8名民主中间派议员，6名社会党议员，3名共产党议员，4名无党派议员。从比例来看，各党团都有议员参加此小组，但亲戴高乐派和民主联盟的议员占了绝大多数。这一方面反映了法国主流党派的对华态度已趋缓和，并越来越重视与华关系。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苏论战日趋激烈，法共中央紧跟苏共对中共展开批评，两党关系明显恶化。法共虽表示仍然会支持政府承认中国，但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积极。当时法共党团在国民议会中拥有41个席位，但加入对华友好小组的人数远远不及获得39个席位的民主联盟。　　当该小组筹划组织代表团访华时，法国政府中知晓中法正在建交谈判的官员有意无意透露了消息。1963年10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财政事务委员会秘书、管理“与亚洲国家经济与文化关系联络和研究议会小组”日常工作的莫里斯·谢弗兰(Maurice Chevrin)在法国外交部见到了亚大司司长艾蒂安·马纳克(Étienne Manac'h)，后者暗示了法国可能会与中国建交的消息。随后，该小组负责人又通过与其他知情人士的会面，如率领经贸代表团访华的乔治-皮科(Guillaume Georges-Picot)和直接负责第一阶段建交谈判的埃德加·富尔，确认了中法正在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因此，虽然法中建交谈判属于高层秘密，并未正式告知议会，但一些议员通过私人途径了解了相关动态，之后主动在议会中进行舆论造势。　　10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就法中关系展开辩论，弗朗索瓦-贝纳尔率先表示“希望尽快建立我们国家与中国的直接联系”，打开中国市场，发展两国经济贸易。保卫新共和联盟议员威廉·雅克松(William Jackson)更是代表外交委员会发言，认为目前局势有利于两国建交：首先，中国领导人满意法国不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对戴高乐关于越南局势的讲话表示欢迎；其次，北京与莫斯科的不和给西方打开了市场，据观察，中国也正准备摆脱长期受到的国际孤立；再次，据刚刚访华归来的工商业代表团的报告，法中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广阔。他强调，法中建交能体现“第五共和国务实的、现实主义的政策，有利于法国的经济利益”并不是说“我们不再视共产主义为敌人”，而是“支持缓和政策能为法国实现‘伟大蓝图’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我们在执行政策时，对经济因素的考虑先于意识形态”。相对于民主联盟和保卫新共和联盟议员们的积极发言，法共方面虽然表示支持承认中国，但是态度颇为冷淡。法共议员比尤谴责政府至今还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转而对中国拒绝停止研发核武器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国领导人没有认清现实。其实法共方面的表态反而有利于主流党派进一步支持对华关系上去意识形态化，减少对法国社会可能受中国意识形态影响的恐惧。　　除了在议会辩论中表达对法中建交的支持外，“与亚洲国家经济与文化关系联络和研究议会小组”还决定开展实际的对华活动。从11月初起，该小组主席弗朗索瓦-贝纳尔和谢弗兰开始筹备访华事务，并得到了法国外交部的支持，随后赴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联络具体行程，召集小组成员商议出访名单。此次出行人员较多，一共7人，除负责的2人外，还有安德烈·贝当古(André Bettencourt)、路易·布里奥(Louis Briot)、夏尔·博松(Charles Bosson)、让·贝尔纳斯科尼(Jean Bernasconi)、克劳德·德洛姆(Claude Delorme)。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弗朗索瓦-贝纳尔向代表团成员表示，大家将以私人身份访问，行程还将包括河内、金边和新德里。　　1964年1月19日，弗朗索瓦-贝纳尔率领法国议员代表团到达北京，受到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等人的迎接。随后几日，他们参观了一些工厂、人民公社、居民社区等，并与相关负责人会谈，了解中国在经济、文化、体育、社会等领域的建设情况和经验得失。由于周恩来和陈毅正在非洲访问，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于1月29日接见了弗朗索瓦-贝纳尔一行。访问的高潮是在1月30日，法国议员代表团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除了批判苏联和美国，还指出中法在反对美国霸权方面有着共同的立场。引起法国议员们注意的是，毛泽东还特别提了一句：“我们不能与法国共产党人多列士和杜克洛进行友好谈话。他们没有同你们一起来真是太好了！”这显然反映了中共与法共关系的破裂，同时暗示中国对法共的支持已不复存在，不会对法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斗争进行干涉。谈话的关键部分是中法建交问题。在建交谈判中，中国考虑到法国的困难，同意不提法国与台湾先断交的先决条件，而是与埃德加·富尔在口头上达成了三项默契。1月27日《中法联合公报》发布后，法方却没有对于台湾问题做出解释。为了敦促法国尽快与台湾断交，毛泽东向在场的法国议员强调：“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　　从档案看，估计代表团未向法国政府及时透露毛泽东的谈话，因为访华结束后，他们又继续访问了河内等地。2月7日，未等到法国政府与台断交行动的中国政府，以周恩来总理答法新社记者问的形式向国际舆论强调：“法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早就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所谓‘中华民国’。因此，从法国宣布同中国建交之日起，蒋介石集团在巴黎的代表就已经丧失作为中国的外交代表的资格。这是人所共知的国际惯例。”应该说，戴高乐将军是守信用的，并不想制造“两个中国”。其实在中方声明之前，2月6日，戴高乐就给总理蓬皮杜和外交部长德姆维尔下达了指示：“从国际法来看只有一个中国；何况，所有的中国人都确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已不承认台北代表的外交地位，因而要毫不迟疑地通知他并采取相应的物质手段。”　　因而此次法国议员代表团在传达中方口信方面，似乎没有发挥渠道作用。不过，代表团也没有拖延向法国政府的汇报。2月20日，前一天刚刚回到巴黎的弗朗索瓦-贝纳尔就到外交部亚大司拜会司长马纳克，递交了代表团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上面清楚记载了毛泽东关于法台断交、中法确立大使级关系的言论。　　代表团巩固两国建交成果的作用更多反映在舆论宣传上。一方面，议员们作为民意代表，不论法国民众对华的现实态度如何，议员代表团都可作为整体代表展现对中国的友好善意，也肯定了法国承认中国是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代表团成员们也向法国民众传递了中国回馈的情谊，并宣传中国的情况。他们赶在4月2日国民议会新一届常会开幕前合力整理了一份详尽的访问中国及越南的报告，不仅介绍了中国和越南各领域的发展情况，还有代表团的评价、分析以及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建议。这有助于法国议会了解中国情况，也利于对那些不赞同政府承认中国的议员进行解释和说服。常会期间，访华代表团的成员还多次受邀参与其他议会小组、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局的听证会，就中国事务发表意见。如4月28日国民议会审议中法建交政策时，访华代表团成员安德烈·贝当古就率先发言表示支持，指出“承认新中国能给法国带来文化和经济方面的有利回报。法国能成为欧亚大陆间沟通的桥梁，并与中国这个有着传统友谊的国度建立新的关系，这最终是有利于盟友利益与世界和平的”。在议会活动之外，他们还返回自己的选区，向法国公众介绍中国情况，组织或参与了一些法中文化活动，从而扩大民间对于发展法中关系的认可，增进法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　　当这些对华友好的议员们推动舆论宣传之际，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Lucien Paye)和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分别于5月27日和6月2日到任，中法两国正式确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结语

　　从新中国成立至中法互派外交官，在长达近15年的时间里两国缺少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中法处于不同的阵营，在强调意识形态对抗的年代里并不容易开展跨阵营的交往，然而经济文化等领域现实利益的交互，以及民众对于和平共处、生活发展的根本需求，是难以割断的。由此，法国议会议员的特殊身份——既作为选民代表又与政府关系紧密，使之成为沟通两国的重要渠道，是派驻外交人员之前的先行探路者。

　　在评析议会议员在跨阵营交往中的角色时可以看到，主要有三个因素对其作用产生了影响。第一个因素是议员自身对参与对华事务的主动性，这受到各种动机的驱使。例如，法共议员会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将议会作为斗争舞台，要求与中国建立联系；又如埃德加·富尔、孟戴斯-弗朗斯等担任过政府要职、长期关注国际事务、有心推动东西方缓和的人士，他们在位时难以有魄力做出承认中国的决策，恢复普通议员身份后反而更能顺从自己的意愿开展对华交流。另外，打开中国市场、拓展经贸关系、促进和平共处、谋求外事经验等等，皆是影响议员采取自主行动的原因。　　第二个因素是法国政府对于议员访华的态度或干预力度。一方面，由于议员即使以非官方身份出访，也会给外界传递有法国政府背后授意的印象从而会给外交工作带来压力，因此，法国外交部对于议会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往来通常是犹疑和担忧的，不会主动提议派遣议会代表团。但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也认识到可以通过议会代表团摸寻中国的意图与政策，并以议会为中介推动处理两国悬而未决的事务，因而从案例中可以看到，法国外交部经过与议会协调，对议会代表团访华给予一定的支持，这对于议会渠道产生积极效果是有重要影响的。另外，议会在外交上的作用也取决于国家体制赋予议会的外交职能，即行政权对立法权在外交事务上的制衡力度。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议会对于政府的制约力相当大，国民议会有权通过投不信任票的方式解散政府。受此影响，立法机构在参与外交事务上的自主程度较高，拥有外交决策权的政府不得不经常接受议会的质询并与之协调。而第五共和国实行半总统共和制，立法机构虽对政府也有监督权，但是对总统的制约力很小，重大外交决策几乎由戴高乐一人决定，需要议会进行配合才会有意透露消息。再者，议员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对外交事务的了解程度也是议员能否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一是议员和政府官员有较为密切的官方或私下联络，二是一些议员担任过政府官员。这种立法与行政人员的关联性越高，议会议员在外交事务上的作用也越强。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政府对于法国议员参与两国事务的接受态度，这与中国自身的政策相关。对法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中国非常看重来访议员的政治身份及其对国内国际事务的立场。由于担心法国政府会制造“两个中国”，中方也注意区分官方代表与民意代表。此外，中国为了探寻法国政府的政策或向对方传达中方的意见与态度，也会有意选择与政府关系密切且在法国政坛有影响力的议员。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对于邀请议员来访、甚至维系接触联络，都是结合内外政策进行考量的，挑选标准较为严格。　　需要强调的是，议员身份的灵活性和象征性是议会外交的重要特点，在冷战跨阵营关系中起到特殊作用。　　灵活性是指议会议员既能代表社会民众、党派集团发声，又能展现与国家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代表身份。法国议员可以作为“人民的代表”，对接中国的“人民外交”，借此身份对中国进行实地参观访问，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并且回国后向法国社会进行宣传介绍。当谈及具体问题和国家政策时，议员们又可作为法国政府的委托人或代言人，中国领导人拒绝接受法国派驻官方代表，但愿意与议员直接沟通，要求他们向法国政府传递中国的意见。　　象征性也同样因为议员的双重身份。当时中法两国缺乏了解，社会交往极少，少数议员借助民意代表的身份就可以向中国表达多数意见。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所表达的善意和关切，可以作为法国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象征，表明法国民众期望东西方缓和、减少冲突对立，不再将中国视为因意识形态差异而绝对对立的敌人。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反映法国政府愿意与中国交往合作的态度，并正视中国拥有国际合法身份，发展两国正常化关系。这种象征性反过来可以软化中国对法国的态度，印证中国有必要对法国实施友好政策来回应民众的呼声，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　　正是这种具有特殊身份的沟通者的角色，使得议会议员在推动中法两国关系发展时，发挥了探路者和桥梁的作用。议会虽不是重大外交决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无法直接改变中法两国外交状态，但议会外交不仅能对政府制定和执行的外交政策起到补充、巩固作用，还能用表达善意的方式软化强硬态度。　　总之，冷战时期跨阵营交往下的议会外交可以在长期意识形态对立、互相缺乏了解和信任的两大阵营之间，发出中立缓和、共谋发展的声音，强调和平共处才是顺应国际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同时，议会外交的发展和作用体现了外交形式的民主化与多元化的趋势，为各国之间的沟通理解增添了重要的渠道。本文作者高嘉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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